第十六讲:中唐诗歌之再盛——大历诗人及元白诗派

更新时间: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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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上):中唐诗歌之再盛——大历诗人及元白诗派

一、中唐诗歌概说

李白、杜甫等盛唐诗人开创出唐诗的鼎盛局面。随后的大历时期(766—779),是一个公认的低潮,而经过数十年酝酿,到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年间(805—824),唐诗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中唐诗人大约有五百七十人,现存诗歌数量在“四唐”中最多,约一万九千余首,诗歌流派也最多,所以高棅称之为“中唐之再盛”(《唐诗品汇·叙》)。

与安史之乱期间相比,中唐时局得到相对稳定,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社会陷于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唐那积极浪漫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倾向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所以诗歌转向了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而盛唐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熟完美的境界,也对中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开拓上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唐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都出现了竟相创新的局面,诗人群体及创作流派“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

二、中唐诗歌创作流派

中唐诗坛,大致有以下几个诗歌创作流派:

大历诗风中唐早期,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等诗人,带着对盛唐的依恋,以萧条、冷落的心境表现山林隐逸的生活情趣。

元白新乐府诗派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包括李绅、王建、张籍等人在内,倡导新乐府的创作,要求“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合为事而著”,揭露中唐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反映民生疾苦,在诗歌形式上只要求浅显平易通俗,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从尚怪奇、重主观的创作观念出发,着力探讨诗歌新的艺术形式,并且通过个人的遭遇来反映社会的黑暗。

元和贬谪诗人柳宗元、刘禹锡等“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诗人,或借异乡山水叙说远谪之苦闷,或借历史古迹抒发千古兴亡之慨叹,柳宗元的山水诗写得清秀峻洁,刘禹锡的咏史诗则豪迈畅朗。

(一)大历诗风

大历诗风,是指从代宗大历至德宗贞元(766—805)三、四十年间诗坛的的创作风貌。

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主要是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人。从总体来看,这批诗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盛唐渡过的,因而都保留着对盛唐时代的美好记忆,后来又都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乱所带来的州县残破,民生凋弊,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创作主观出现一种从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面貌。一方面,他们在诗歌的美学风貌上,继承了盛唐诗人特别是王、孟等作家的情韵,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巨变又使他们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元气浑厚的内在骨力,而是呈现出“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的特点,诗歌情感与风貌上表现为冷漠、萧瑟、衰飒等,在意象选择上也多表现为清冷、荒寒。诗坛的这种状况,表明这是由盛唐到中唐过渡的一个创作低潮时期,这也为后来中唐诗人的诗风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1. 刘长卿:秋风夕阳的诗人

刘长卿,字子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两遭迁谪,大历中,官至鄂岳转运留后,为视察使吴仲孺诬奏,系姑苏狱,后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

刘长卿一生经历了玄、肃、代、德宗四朝,《唐诗纪事》云:“以诗驰名于上元、宝应间”。作为从盛唐过来的诗人,刘长卿的经历跨越“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开天时期的繁盛在他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带来的州县残破、民生凋敝,又使他的心灵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同时,诗人的个性、经历也与其诗审美情趣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这种倔强、刚直的个性,使他在仕途遭受了不少挫折。仕途不畅,清白受辱,无端遭谗等等,使他在心灵上受到创伤,诗歌中自然带上了一种萧疏、冷落、忧伤的情调,因而其诗在意象上多选用带有衰飒、荒寒、冷落色彩的自然景物,如秋风落晖,白云寒雁,落叶夕阳,色彩上则多用冷色调,如白、青,在审美感觉上则多用冷、寒、暗、晚等字眼。

刘集中也有一些反映安史之乱的诗,如《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 、《奉使申州伤经陷没》、《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但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危拯溺之志,这是与杜诗的不同之处。

刘长卿写得较多较好的是山水隐逸生活情趣的作品。诗人贬官以后在山水中寄托着消极的人生态度,情调萧瑟,寂寞感伤。如《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又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其代表作为《寻南溪常山人山居》: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总的看来,刘诗语言精炼雅静,形象鲜明,韵味淳厚,兴在象外,耐人寻味。体裁形式多五言,权德舆称其为“五言长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既说明了他的长处,也指出了他的缺点。

2. 韦应物:“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韦应物(737——790?),长安人。天宝末年,以三卫郎侍玄宗,任侠不羁。其《逢杨开府》诗曾回忆早年经历:“少事武皇帝,无赖恃私恩。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扬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但在“安史之乱”后,他不得已离开禁军之列,洗心革面,转而入太学折节读书,后进士及第,做了地方官。永泰时任洛阳丞,转京兆功曹等,建中年间,又出任滁洲、江州刺史,转左司郎中,贞元中又任苏州刺史,作品有《韦苏州集》。

韦应物在任地方官时,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心,并力图做一个廉洁正直的官吏。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所写的一部分作品,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明显带有刚健明快的盛唐余韵。而后期则多为看破世情的无奈与散淡。他的诗歌中有一些讽刺统治阶级、反映民生疾苦的好诗。“身多疾病思故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可见他的人格追求。其《观田家》诗云: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新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其写田园生活,不是一片怡乐祥和,而是把农村矛盾也一并揭示出来,是对盛唐田园诗派的重要发展。

他的另一些诗虽也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更多表现出希企隐逸的感情色彩。如《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再如《滁洲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一直学陶,虽不及陶之淳厚,但清淡闲雅,于景物描写之观察细致、表达新巧上,可得陶之神韵。白居易对韦诗极为推崇,《与元九书》云:“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苏轼也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言诗。”(《观净观堂效韦苏州诗 》)都可看韦应物在当时及后代诗人心中的地位。

3.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宗大历时期活跃于诗坛的十位才子型诗人。自古说法有异,现在学界公认的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这个名单最早见于姚合的《极玄集》,后《新唐书·卢纶传》亦同。

他们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 后社会相对安定的一段时期,以参加当时长安权贵等组织的唱和活动而著称。由于他们生活面较狭窄及自身思想的局限,他们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大多是唱和应酬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艺术方面,他们以谢眺为宗,步武盛唐,追求清雅闲淡,注重声律和对仗,体裁以五言律为主。尽管他们刻意模仿盛唐,但由于艺术创新不足,同时也缺乏盛唐诗歌的风骨与生气,故而显得虽有风味却气骨顿衰,总体成就远不及盛唐王、孟等人。

《四库全书总目 · 钱仲文集提要》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这个批评是恰当的。其中钱起、卢纶等人艺术上成就较高。

钱起,字仲文,吴兴人。时代比其他九人为早。作品多写于肃、代二朝,曾任尚书考功郎中。有《钱考功集》十卷。他当时与郎士元齐名,胡震亨云:“郎员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唐诗癸签·谈丛 》)其名作为试贴诗《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其诗以《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最著名: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于石棱中。(其二)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其三)

另外,韩翃的《寒食诗》亦因写景清疏而脍炙人口: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4. 李益及其边塞诗

李益(748—827),字君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进士,先后入幽州节度使刘济、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等幕,前后过了十年戎马生涯,太和初官至礼部尚书。由于他有十余年的从军经历,故所写边塞诗广泛流传。《旧唐书 · 李益传》云,他“每作一篇,为教坊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而“回乐峰前”一篇,更是“天下以为歌词”的名作。有《李君虞集》。

李益边塞诗无论内容、风格,都接近王昌龄,他也是七绝能手,有一些诗表现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豪放遒劲,如《塞下曲》: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但多数是写战士的思乡的痛苦,并常以月色、角声渲染气氛。如: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其诗虽似王昌龄,但整个气度已非盛唐,歌唱胜利凯旋、大军出征的雄壮场面很难看到了。《回军行》则写了军队的败退: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陇荒。

《观回军三韵》亦写将军阵亡,部队回撤:

行行上陇头,陇月暗悠悠。将军万里没,回旌陇戍秋。谁令呜咽水,重入故营流。

李益也有宫怨题材,如《宫怨》:

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再如《江南曲》 :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儿。

李益的这些绝句艺术上成就很高。形象完整丰富,韵味含蓄深长,音韵和谐宛转,语言精炼自然。胡应麟说:“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诗薮·内编》卷六)

(二)元白新乐府诗派

所谓元白新乐府诗派,是指中唐元和时期活跃于诗坛,以元稹、白居易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世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因而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

早在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就曾以乐府风格的诗篇针砭现实,《兵车行》、《丽人行》等摆脱古题,“即事名篇”(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已经是一种新题乐府,只不过“新乐府”的观念没有明确提出。

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尚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这为诗人们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这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诗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大历、贞元年间,元结、顾况先后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诗篇。贞元末至元和初,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诸人先后步入仕途。他们作为新进官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愿望,而元和初宪宗颇思振作,这使他们很是振奋。因此,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呼应,热情地以诗歌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反映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企图把诗歌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诸人中,张、王最早从事这一类型的写作,而“新乐府”概念的形成,则始于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李绅的创作引起元稹、白居易的积极响应,尤其是白居易,更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其《新乐府》五十首,成为这一新诗派的代表作。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其特征有三: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开始的,但还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现)事”(元稹《乐府古题序》 ),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诗”。三是并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尽管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它真正体现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艺术精神。

1.白居易及其诗歌创作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晚年居香山,故称白香山,又官太子少傅,故又称白太傅。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写实性诗人,新乐府诗派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写实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潮。

(1)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影响其创作方向。其一生,可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即从入仕至贬江州司马之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后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议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盩至(今属陕西)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他很自负:“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与元九书》)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皇帝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积极进谏,不怕牺牲:“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百姓之欲为欲”。为了解民“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这一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于这时写出。这些诗篇象连弩之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诗人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开国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与元九书》)

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

江州之贬是对诗人的一个沉重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此时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白云期》),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读道德经》)、“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享”(《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京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每求外任,任杭州和苏州剌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中隐》)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白居易后期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感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

会昌六年八月, 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终年七十五岁。

(2)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观念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

一、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因而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社会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起来,这是其诗论的核心。

二、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三、阐发了诗歌的特性。《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情”、“义”指内容,“言”、“声”指形式,他特别强调“情”“义”对“言”“声”的决定作用。

四、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

新乐府诗派,便是上述诗论指导下形成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这些理论精神。

(3)白居易诗歌的表现内容

白居易四十四岁到江州不久,即作《与元九书》,说他当时将己作八百余首,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上述四类诗歌,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讽喻诗与闲适诗,它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最具现实性的则是讽喻诗。讽喻诗今存共一百七十首,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这些诗涉及唐代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性而言,可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许多弊端都揭露出来,表现于诗歌。其内容之大端,约有四个方面:

一、土地和赋税问题。中唐时期,由于唐王朝所实行的均田制已遭破坏,租庸调为两税法所取代,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破产,因此,土地和赋税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问题之一,而地方官吏为讨好皇帝,于常赋之外多所进奉,名曰“羡余”。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白居易在诗中及时地予以反映,并对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

二、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

三、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

四、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阳白发人》、《母别子》等。他为妇女大声疾呼:“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随他人。”

白居易后期诗歌中闲适生活成了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这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之感。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极贴切精致,显然是用心锤炼之语。《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分明丽,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就有点枯燥乏味了。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4)白居易《长恨歌》欣赏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後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馀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题解:

这首诗写于元和元年十二月(807年1月)与陈鸿同游仙游寺时。当时白居易三十五岁,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同时,陈鸿还写了一篇《长恨歌传》。歌和传都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因为是悲剧结局,故以“长恨”名篇。

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诗意分析:

从诗题看,这篇作品就是歌“长恨”,但是诗人所“恨”为何?为什么“长恨”呢?诗中并未明说,而且通过对故事的铺叙,一层层地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去品味,去感受。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这首诗的主题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篇作品主要表现了李杨之间坚贞的爱情,描写二人死别后绵长的相思之“恨”;另一种观点认为,此诗前半着力批判唐玄宗“重色”误国,后半对李杨爱情大加歌颂,是多主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篇作品主要是对唐玄宗重色误国的讽喻,前半是说写“恨”之因,后半写“长恨”本身,“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恨”。

从作品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写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和之后的唐玄宗、杨玉环。

诗歌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似很寻常,实际上起着提纲挈领、统领全篇意旨的作用,为全诗定下了一个情感基调。男主人公“汉皇”(即唐玄宗)身为一国之君,不是重贤思治国,而是“重色思倾国”,作者的褒贬态度不言而喻。而杨贵妃自然就是那“色”和“倾国” 。而且,诗歌的前半部分,正是写唐玄宗怎样由“思倾国”,宠倾国,一步步真的“倾国”(倾覆国家)的过程和结局。其中,诗人对唐玄宗的描写都是围绕“重色”二字来写的,写李、杨之间的寻欢作乐,和写一般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所用角度和词汇,皆有明显的不同,笔触所及之处无不透露出作者对李、杨荒淫生活的暴露和批评之意。

作品的后半部分,就由他们的放纵淫乐写到“长恨”本身了。乐极生悲,乐极生恨。李、杨整日淫乐,不理朝政,终于导致了国家倾覆的政治悲剧,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诗中并没有抒写唐玄宗对国家倾覆的深刻悔恨,而是大量铺陈、描写他和杨贵妃之间天人永隔的悠悠思情、绵绵 “长恨”,似乎是在歌颂他们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但是当悲剧的制造者,最后也成为了悲剧的主角时,就更应该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悲剧的起因了。悲剧主人公的荒唐之处,就越发值得读者警醒并引以为戒了。

所以,从这篇作品的结构和意脉看,作者无不是围绕着对“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讽喻和批判展开的。其中诗歌后半部分对李、杨爱情的描写虽然很感人、令人动容,但是由于悲剧正是由他们自己酿成的,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心也就容易被鉴戒之心和批判之意所冲淡、所掩盖。

除了作品本身,我们还可以结合作者自己的相关叙述和陈鸿同时创作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看出作者的这一创作意旨。白居易后来评价此诗:“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同时,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也说他们的创作意图是:“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当然,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这样的大型作品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意旨的丰富性,情感表现的艺术性,而这正是它超出一般作品之上的伟大、感人之处。

(5)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

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

白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

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

2. 元白诗派其他诗人(一)

(1)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早年刚肠疾恶,举奸不避权贵,与白居易一起向宦官权贵作斗争,一再遭贬;中年后与宦官关系亲密,为人诟病,一度官至宰相;晚年尚思振作,于贬所亦有政绩。

元稹与白居易情逾手足,往还唱和,共倡新乐府诗。其《乐府古题序》、《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叙诗寄乐天书》等诗文,均对新乐府诗派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元稹早年写了不少现实主义诗篇,大都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田家词》为这类诗的代表: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 ,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无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人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其长篇歌诗《连昌宫词》系受白居易《长恨歌》启发,全用对话体铺叙连昌宫的今昔盛衰,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因由,讽谏之意甚明。

元稹《连昌宫词》欣赏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谟擫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蛇出燕巢盘斗栱,菌生香案正当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

题解: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

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

相关赏评资料:

元微之、 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 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鉴戒规讽之意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

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白香山《新乐府诗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作为一位典型的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性敏才高,而且风流多情。他年轻时与薛涛、刘采春曾有过艳遇,创作了《莺莺传》传奇和《会真诗三十韵》、《梦游春七十韵》等艳情诗,内容多是对自身经历的追忆,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又如《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些小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

另外,元稹曾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下不少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和《江陵三梦》。《遣悲怀》诗全是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寄寓着人生至情,其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陈寅恪曾赞其艳情悼亡诗:“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

(2)张籍

张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苏州,生长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少贫贱,贞元间中进士,元和元年调补太常寺太祝,时年四十一。因长期患眼病,时称“瞎太祝”。元和十一年,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后任水部员外郎,故称张水部。仕终国子司业,又称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七十多首。

张籍乐府诗最著名,今集中有乐府约九十首,用古题的占一半,但内容与精神却与自创新题并无二致,皆“为时”、“为事”而作。他非常推崇杜甫,乐府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不少血泪的控诉。他又善于刻画他们的内心活动。在艺术上,他的诗以朴实取胜,简练爽利,少铺叙、议论,多用白描,擅长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野老歌》是其代表作: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张司业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又说其“思深而语工”,确是如此。

此外,他的近体也多语言平易而意蕴深厚,如《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3)王建

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曾任昭应县尉、陕州司马等小官,生活比较贫困,其《自伤》诗云:“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贫”。有《王司马集》。

王与张籍是好友,他们的乐府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都颇近似,号称张王乐府。王建的诗比张籍多,反映人民的生活面也广,尤喜刻画劳苦人民的内心。如《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

檐头索索缫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

且免向城卖黄犊。回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此外,《簇蚕辞》、《当窗织》、《水夫谣》、《海人谣》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同职业的人民的悲惨命运,突破了前人的题材。

他还有《宫词》百首,也很有名:

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饰,菱角鸡头积渐多。(其十八)

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其二十五)

琵琶先抹六么头,小管丁宁侧调愁。半夜美人双唱起,一声声出凤凰楼。(其二十九)

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其六十九)

这些宫词突破了宫怨的窠臼,尽道宫中殿宇楼阁之盛,竞渡、行猎、巡幸、节庆嘉赏、歌舞宴乐之事,及宫中嫔妃之春思闺情,感情深度虽不及他人,然亦别具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在当时影响很大,传唱甚广,时人王涯、张祜和花蕊夫人等竞相仿作。

张王是白居易外乐府创作成就最高者。王安石曾评价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也可作为他们乐府诗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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